相反，在董仲舒的有机宇宙论系统中，人与天地共同构成了万物之本，天地人，万物之本也，……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

宗教的神秘以及它自身的魅力都已经被祛魅，即便是在西方，上帝也已经从世界退出，徐徐回到了十字架之上。人逐渐不成其为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逐渐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87]。

历史，因此而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因为本然的超自然超现世的精神力量事实上并不存在，灵魂与肉体、有限与无限也无法截然分开，更没有一个本然的灵魂与无限事先就存在于世界，只有人类自身的自我扬弃、自我否定的生命过程、去伪存真、弃恶从善的过程，才是真实存在的。既然自由意志的自由决断是人自身所有行动的唯一原因，那么，也就唯有他自己才是他自己的行动的唯一责任人。[92]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的神的生存与作为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虫的生存都已经不复是人类的理想。于是，人类就在为的过程中慢慢学会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与两利相权取其重，学会了在恶与恶之间选择——即在合理的恶与不合理的恶之间选择、在小恶与大恶之间选择，学会了自由地去不为恶，或者自由地去为善。

几百年来的全部世界，动荡和变局非常非常频繁。由此，无限的创造力、无限的创造能量都被激活。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老子·第十五章》） 2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34]在这一句中，《庄子》首次说到静字，用的是渊静的概念。《庄子》中多处论及虚静。

东洋文明是静的文明（《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元代吴镇则云：凡画画者， 始由笔墨成，渐次忘笔墨，心手两相忘，融化同造物。

用心听情况好多了，但也仅仅得知事物的名号与现象，无以探知其内层及本质。《庄子·外篇·达生第十九》 21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如《史记·魏公子列传》云：公子从车骑，虚左，自盈夷门候生，演绎为成语虚左以待，再延伸为人们熟知的虚位以待，如宋欧阳修《乞定两制员数札子》：遇有员阙，则精择贤材以充其选。老子继续说：人心有险恶的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数端： 排斥在下的弱者，攀附在上的权贵，为图晋升牟利，以至设狱谋杀，无恶不作。

[18]学道者务必体会：静默可以补病，眦滅可以休老，宁可以止遽。（《庄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 7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不在乎什么具体的名号，只求得静谧与虚空。无欲无求而达到无为的境界。

待人接物，因人而异，变幻莫测，时而热如炭火，时而冷若冰霜。动如水，静如镜，应答如回声，视之若万物无异。

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无名之朴，即无欲无求。

《列子·卷第一·天瑞篇》 2列子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碍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庄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 8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 31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此人不懂处静的道理可谓愚笨至极。《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22澹澹而静乎。3《列子》：静也虚也 《列子》说静如下：第一句：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静，莫如虚。

（《老子·第十六章》） 4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即构思写作之前务必摒弃杂念，沉宁寂静，以至体态舒畅，神志清澈，达到庄子所云心斋的最佳状态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自由结社的产物。但是却是以个体对某个次权力中心的依附为代价的，同时还和中央集权产生了对立。

根据我的理解，自孔子阐发了仁这个概念以来，儒家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仁。还有的人是这样阐释的，按照朱熹的理论，仁是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子的哲学就是一种理性主义。

我们知道，先不说海外，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儒学出现了一种可喜的局面，各种各样的儒学形态纷纷出现。不过，这样的制度形式主要出现在南中国，比如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西等地。我这里引用一下杨国荣老师在《文史哲》2018年第5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何为儒学？》，就是讲儒学的内核及其多向度发展，里面提到了中国大陆的五种儒学形态，他可能是按照时间先后排列的：政治儒学、心性儒学、制度儒学、生活儒学以及社会儒学。这就回到了我刚才想问黄老师的一个问题：生活儒学继承了两种学术传统，当然这两种学术理论之间可能有一致之处，但是一方面是试图接着冯先生的新理学讲，它的核心概念是理，另一个方面是试图接着蒙先生的情感儒学讲，而情感儒学既然是凸显情感两个字，那么，它可能更多的是情感主义。

而李栗谷可能比较忠实于朱子思想，说理无为而性有为，理是无为的，它是静的，它是不动的。我现在谈一下我对黄老师的生活儒学的一些理解，向黄老师请教。

近代以来，西学传到了中国，自由结社的思想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退溪学派、栗谷学派是韩国性理学的主流，这两个人都是朱子之后非常重要的东亚的朱子学者。

那么，儒家和生活儒学是否可以对结社理论予以某种儒家式阐发，从而改造和适应中国的土壤呢？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仁和仁之端是不一样的。

他说：朱熹之后的中国所有朱子学者，他们的学术水准都没有达到李退溪和李栗谷的高度。【编者按】作者简介：谢晓东，厦门大学教授。朱子更多地强调恻隐之心是仁之端，所以恻隐之心不是仁，恻隐之心是情，爱也是情。在我看来，朱子和陆象山的基本差别，就在于对这两个命题的不同的阐发。

这种组织形式强化了社会在家族（广义的）层面的团结，从而保护个体。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里有不少的关于人心道心的阐述。

但生活他有两种表述：一种是恻隐之心，仁也，恻隐之心就是仁。这两个人的基本差别，我觉得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说：理是动的，还是不动的？在李退溪那里，他似乎有某种想法，承认理是动的，是活理，用牟宗三先生的话说，是即存有即活动的。

第一点是生活儒学与儒学的多元化发展。或许，公民之间的自由结社，是强化社会团结和保护个体的一种有力的制度形式。